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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教对中医药的影响从本草与服食养生说起

2018-04-27 网络整理

道教对中医药的影响从本草与服食养生说起

  道教医学与道医

  中国古代历来有十道九医之传统,学道者习医既是帮助他人之途径,亦是修道、识道的重要方式之一。道教医学是在与中医学相互交融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,以长生成仙为最终目标,同时兼顾防病治病,其中既包括服食、外丹、内丹、导引等道教文化色彩明显的生命科学内容,又容纳了道医所采入的诸多传统中医学知识,与中国传统医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,是中国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。“道医”是近代对奉行道家思想或道教教义的医者的概称。早期如晋葛洪《神仙传》中壶公、董奉,汉魏以后,如晋葛洪、南朝陶弘景、隋杨上善、唐孙思邈、宋王怀隐、元丘处机、清傅山等,都是著名的代表人物。他们或学黄老,或为道士,均引道论医。

道教对中医药的影响从本草与服食养生说起

  方术神仙、道教与中医本草学

  《神农本草经》是中医学四大经典之一,是中药学的奠基之作。后世诸家本草,大多是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的。本经的成书,大约在战国至东汉。《神农本草经》载药365种,分上中下三品。“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,主养命以应天,无毒,多服久服不伤人。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,本上经。”“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,主养性以应人,无毒有毒,斟酌其宜。欲遏病补虚羸者,本中经。”“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,主治病以应地,多毒,不可久服。欲除寒热邪气,破积聚愈疾者,本下经。”这种三品分类的表述,以及将许多金丹药类药物列入上品药,认为它们具有延年等功用,都表明此书与秦汉时期方术思想的盛行密切相关。
战国时期道家的养生学说与方法,至秦汉时期,由于秦皇汉武对于得道成仙的痴迷,神仙、服石、炼丹、房中术一时大行其道,社会上形成了一批被认为持有长生之药或特殊法术的“方术之士”,同时也出现了一批修行成道的“神仙”。于是,这方面的著作大量出现,与一般医药学著作并传。如《汉书·艺文志》“方技”部分,包括了医经、经方、房中、神仙4类,其中医经7家216卷,经方11家274卷,房中8家186卷,神仙10家205卷。前两类和后两类总数大体相埒。“方技略”称:“方技者,皆生生之具,王官之一守也。”可见汉代无论学者还是官方,都把医药、房中、养生看作是方士之技、方士之术。而医家有时也直接被称为“方士”。《内经·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:“帝曰:……经言盛者泻之,虚者补之。余锡以方士,而方士用之,尚未能十全。”此处所言“方士”即医生。房中养生、神仙服饵与医经、经方一样,逐渐成为中医学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,道家关于生命、精、气、神以及养生、炼丹的理论,在历代医籍中多有反映。

  汉代道家神仙方术的兴盛,与帝王对方士的优遇密不可分。《汉书·郊祀志》载汉建始二年(公元前31年)已有“本草待诏”官职,《汉书·平帝纪》载元始五年(公元5年)“征天下通知逸经、古记、天文、历算、钟律、小学、史篇、方术、本草……教授者……遣诣京师”,所言“本草”即被诏的本草官。这些人大多兼有方术和医药的双重知识。一方面,他们从长期的炼丹过程中获得有关化学与金属冶炼等方面的知识;另一方面,对长生不老的追求也使他们孜孜于医药、针灸、导引、按摩等方面的研究和实践,而作为性养生的房中术,也是他们研究的重要内容。因此,他们从经方中获得药物治疗知识,从神仙著作中获得药物养生的知识。这些内容与当时不断增加和丰富的医药学知识一起,构成了《神农本草经》基本框架。

  随着后世本草与方剂学的发展,《神农本草经》的理论体系早已被突破。但其在道家养生思想与方药的影响下构筑起来的养生保健体系,却始终占有重要地位。特别是东汉道教兴起之后,道教性命双修与服食对中医本草学的影响愈加突出和明显,各代本草著作或方剂著作中,往往单列“养性”、“神仙服饵”、 “辟谷”之类的部类。例如,唐代孙思邈作为道医的代表,其著作也被后世收入《道藏》。在《备急千金要方》中,有“养性”一卷,列居处、调气、按摩、服食、房中补益诸篇;在《千金翼方》中,列养性、辟谷、退居、补益诸卷。暂不论其理论成就,单从两书所收100余首服食养生方,就可看出其明显的道家养生方术色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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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道教神仙服食与中医养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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